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在走過不少彎路、吃了不少苦頭之后,黨對于搞建設必須適合中國國情有了較深切的體驗。鄧小平指出:“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認為,要使中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主要特點是要注意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陳云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這樣分析我國國情: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認清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黨在調整中堅決糾正前些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并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
經濟調整首先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系。根據黨中央建議,國務院頒布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許征購過頭糧、縮小工農業產品差價等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政策。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也為進行農村體制改革敞開了大門。在其他方面的調整中,黨中央針對“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習慣心理,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通過經濟調整,從1981年起,主要經濟比例關系逐漸趨于合理,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嚴重滯后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這次調整,除理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外,更著重于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方針,要求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一套老的做法,從我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是經濟領域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調整經濟的同時,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這看起來似乎是多少帶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實際上卻是二十多年來農村生產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結果。在“左”傾錯誤影響下,我國農村的落后面貌長期沒有大的改變。為了能夠解決吃糧的基本需要,農民群眾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實行過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由于當時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致使這種自發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壓制,屢起屢落。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以萬里為第一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征統購糧的決策。這一決策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農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行動。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的一個公社掛出鄉人民政府的牌子,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農村出現的改革勢頭,雖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年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雙包”責任制迅速推廣。1982年,我國農業獲得少有的大豐收。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