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和平問題
我們黨為國內和平而斗爭,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會〔1〕后,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的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并指出這是同“爭取民主”相關聯的――用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我們的這種意見,按照幾個同志的說法卻不能成立。他們的結論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動搖于兩者之間的。因為他們說:“日本后退了〔2〕,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根據這種估計,當然無所謂新階段和新任務,情況回到舊階段,或者還不如。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對的。
我們說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變〔3〕后和平實現是事實,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基本方針,蘇聯和英美法的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停止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同多方面勢力作戰,并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靠攏,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還在企圖使中國繼續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為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去,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為什么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并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斗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為什么這些同志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于他們觀察時局不從根本之點出發,而從許多局部和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4〕,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5〕,楊虎城出洋〔6〕等等)出發,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并沒有徹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徹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和“打出潼關去”〔7〕,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用驚詫的口氣發問道:“為什么蔣介石又這樣干?”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于一個黨派、一個階級里頭的分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的十年污濁洗掉得干凈。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夠把內戰、獨裁和不抵抗的舊毒掃除干凈。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于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是否有了改變。我以為是有了改變的。從戰爭和屠殺的政策改變到改良和欺騙的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為什么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暫時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國政府由仇蘇變為聯蘇〔8〕,同此道理。我們在國內的任務,也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詭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民主問題
“強調民主是錯誤的,僅僅應該強調抗日;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民主運動;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來一個’一二九’就對了。”
讓我首先發出一點問題:能夠在過去階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9〕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說,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嗎?過去強調和平是錯誤了嗎?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和平運動嗎?(西安事變和國民黨三中全會正在綏遠抗戰〔10〕結束之后,現在也還沒有綏遠抗戰或“一二九”。)誰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一二九”起到國民黨三中全會止)都圍繞著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的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斗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于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為是不錯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著平衡,南京更動搖了。”這是一種不了解歷史發展規律而發生的不適當的憂慮。日本如因國內革命而根本后退,這是有助于中國革命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戰線崩潰的開始,為什么還憂慮?然而究竟還不是這樣;佐藤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英國的動搖政策只能落得無結果,這是英國和日本的不同利害決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長期動搖,便變為全國人民之敵,也為南京的利益所不許。一時的后退現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因此不能否認新階段,也不能否認民主任務的提出。況且無論什么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于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明,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為什么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梁,因為它帶著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也不與民主任務和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爭和人民生活斗爭,要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是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里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