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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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戰略退卻
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敵于國門之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27〕。
春秋時候，魯與齊〔28〕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后來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請看歷史家左丘明〔29〕的敘述：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梢砸粦?。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于民，敘述了利于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于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御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31〕、新漢昆陽之戰〔32〕、袁曹官渡之戰〔33〕、吳魏赤壁之戰〔34〕、吳蜀彝陵之戰〔35〕、秦晉淝水之戰〔36〕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37〕、廣州起義〔38〕是失敗了，秋收起義〔39〕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地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后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著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發布之后，“左”傾機會主義者就向著正確的原則作斗爭，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確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后，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后，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啊!
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敵區或在我區敵區交界地方去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過去的東西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復，“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里產生的，而山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后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這里單說戰略退卻，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采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卻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過去卻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后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卻階段中取得下列諸種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有利作戰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根據地的條件。并且由于這個條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區別;對于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所以“退卻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根據地這個特點，使紅軍的作戰比較一般的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也是使后來敵人不得不采取堡壘主義〔40〕的主要原因。
退卻的軍隊能夠選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進攻的軍隊不得不就我范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斗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卻，以就自己所欲的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的陣地，但無優良的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紅軍便不得不向根據地退卻。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和鉗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當著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就實行所謂“求心退卻”。退卻的終點，往往選在根據地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后部，依照情況來決定。這種求心退卻，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于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我們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卻的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于我軍，而我軍反優于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于根據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41〕，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
退卻的最后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于東而擊于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卻的終點，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卻所求的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以弱敵強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的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卻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于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時在全體形勢看來也對我有利時，則據此決定退卻終點，就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后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卻終點應該選在根據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陜甘第三次反“圍剿”時。有時須在根據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有時則在根據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系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于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干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于局部的和見于全體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開始反攻以為斷。
退卻終點，在根據地可以大體上分為前部、中部、后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強弱懸殊，我們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才主張向根據地退卻，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造成或發現利于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并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根據地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卻終點選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在理論上是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
白區退卻終點大體上也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在根據地前面，第二在根據地側面，第三在根據地后面。第一種終點，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和地方黨的分裂，即立三路線和AB團〔42〕兩個困難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集中兵力舉行反攻的。因為當時從贛撫兩河間〔43〕前進的敵人軍力，比起紅軍來優勢并不很大(十萬對四萬)。人民條件雖不如根據地，但陣地條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敵分路前進時各個把他擊破的。第二種終點，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閩贛交界的建寧、黎川、泰寧前進，這一路的力量又適合于我們的攻擊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第三種終點，同樣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敵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著退到會昌、尋烏、安遠地區(那里是白色區域)，引敵更向南進，然后紅軍由南而北向根據地內部打去，這時北面根據地內部的敵軍當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為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對于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卻到根據地作戰，因為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進攻的辦法。
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的人們，反對戰略退卻，理由是退卻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壇壇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根據地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第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第五次“圍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擊的方法。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于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44〕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45〕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危險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的政治影響，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響做代價。十月革命后，俄國布爾什維克如果依照“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意見拒絕對德和約時，新生的蘇維埃就有夭折的危險。
這種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于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對的，一切依照當時具體情況看來對于當時的全局和全時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局部和一時間，是應該捉住不放的，不然我們就變成自流主義，或放任主義。退卻要有終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絕不能依靠小生產者的近視。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布爾什維克的聰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當然，戰略退卻是有困難的。退卻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卻終點的選擇，政治上對干部和人民的說服，都是困難問題，都必須給予解決。
退卻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我們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的退卻，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那至少我們勝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響的。退卻過早和過遲，當然都有損失。但是一般地說來，過遲的損失較之過早為大。及時退卻，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動地位，這對于到達退卻終點以后，整頓隊勢，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有極大的影響。江西粉碎敵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戰役，都從容不迫地對付了敵人。惟獨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么慘敗之后，新的進攻來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如何選擇這個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敵我雙方大勢上去判斷，和前面說過的選擇準備階段的開始時機所用的方法一樣。
戰略退卻，在干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里而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干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由于干部沒有經驗，對于戰略退卻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圍剿”的整期，在這個問題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次反“圍剿”時，由于立三路線的影響，干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卻而是進攻。第四次反“圍剿”時，由于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干部的意見是反對準備。第五次反“圍剿”時，干部的意見開頭是繼續軍事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后來是變成了軍事保守主義。張國燾路線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區不能建立我們的根據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實例。經驗對于干部是必需的，失敗確是成功之母。但是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我們的戰爭吃這種虧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但是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后，在后來的幾次以對“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根據地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夠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地聯系于干部的信任與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說服干部。
戰略退卻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轉入反攻，戰略退卻僅是戰略防御的第一階段。全戰略的決定關鍵，在于隨之而來的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