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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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強國——堅持“正確義利觀” 共同建設好“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在全球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時，由中國提出的國際性發展建設倡議。“一帶一路”倡議聚焦于經濟貿易、基礎設施的投資合作和建設，旨在帶動中國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推動全球經濟的繼續復蘇。從2013年提出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沿線國家也紛紛參與到倡議的建設中。
共建“一帶一路”多層次發展，實現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得到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認同。
在當代國際外交中，堅持“正確義利觀”是對新時代中國的國際關系的全新解讀。在“一帶一路”未來的建設發展中，堅持“正確義利觀”，進一步增進國際社會的認可度，切實為沿線國家及人民實現更多的經濟效益。
堅持“正確義利觀”，力求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堅持“正確義利觀”，是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非洲三國期間首次提出的。同年10月，習主席在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處理對外關系要“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堅持正確義利觀”。而在2014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要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
“義利之辯”是中國倫理學思想中的一個核心命題，“重義輕利”“舍生取義”“以義制利”，體現了歷代思想家對“義”與“利”的理性思考，正確的義利觀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倫理思想，以重義輕利為基礎，是立身處世的終極追求，是每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道德準則。因此，堅持“正確義利觀”，就是在國際交往中要講求道義和公平正義，而不是只追求利益。多重視對方所關切，堅持以道義為先，力求在外交中達到平衡，實現參與各方的訴求和目標，方能達到實現共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國際國內雙支點，“正確義利觀”方落實。在堅持“正確義利觀”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作為支點。
國際上，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要義利兼顧。2014年7月，習主席在韓國首爾大學演講時提出：“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一帶一路”沿線涉及的國家眾多，地域廣闊，資源豐富。國與國的經濟之間存在很大的互補性。通過經濟貿易往來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國家經濟、區域經濟發展與穩定是沿線國家人民的期許。同時，與歐洲經貿、金融等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義利兼顧”，促進多方面、多層次合作與發展，挖掘更深層次的潛力，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實現合作共贏需主張義利平衡。當今世界格局是在二戰之后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建立而成的，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缺陷，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一帶一路”倡議主張“義利平衡”，關注沿線發展中國家之關切，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推動沿線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同時，“一帶一路”也兼顧與歐洲等發達國家的合作與共贏，推動全球經濟平衡發展。
推進全球格局新變化需堅持以義為先。“一帶一路”的黃金法則是“共商、共建、共享”，基于該法則，則是要使得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包容、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以義為先”貫穿始終。目前，全球格局風起云涌，英國脫歐、“美國第一”等單邊主義抬頭，這無疑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不確定性。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促進世界經濟繼續發展的中國方案，并沒有以中國自身的利益為核心，而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繁榮。這正體現出“以義為先”的價值觀念。
國內方面，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提高“走出去”企業的整體素質是關鍵。
第一，中國企業要尊重當地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習俗。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由于經濟規模爆發式擴大，也掩蓋了一些發展中的問題。對于中國的企業而言，粗獷式的發展模式形成了思維上的慣性，因而在國家合作中，中國企業往往并不能適應東道國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習俗。因而，“走出去”的企業要兼顧與當地政府、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等政府、機構處理好關系，更要尊重當地的社會風俗，分配好相關的經營利益。切實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形象。
第二，中國企業要樹立起政治、經濟風險意識。“一帶一路”沿線涉及國家眾多，其中國家體制、經濟貧富都存在差異。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中國企業要建立起相關的政治風險、區域風險、經濟風險的評估體系，爭取做到有效風險預警，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動項目建設實施，實現經濟效益最優化。
習近平主席在倡導中國外交的新“義利觀”建設時指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多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因此，“義”“利”二者的關系是不能分開的。堅持“正確義利觀”，滿足中國和東道國國家共同的“利”，才能有助于優化、凈化、升華當代國際關系，有利于鞏固深化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實現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經濟效益最大化。
學習強國——匯聚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文明力量
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明確指出：“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的確，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深入發展為人類社會帶來希望與機遇的同時，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社會面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等多重危機，危機背后是價值沖突、文化沖突。因此，積極開展亞洲及世界各國文明的平等對話、交流互鑒，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文明智慧與思想力量，應當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關鍵是形成人類共同價值，即以人類主體的共同需要為基礎形成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實踐。這就需要遵循文明的規則與秩序，沿著文明的大道，遵循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規律，正確處理好人類共同價值與國家價值、區域價值、個體價值之間的關系，廣泛開展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動，從價值共識上建立起文化互鑒互通的觀念。“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璀璨的亞洲文明，是亞洲地區人民千百年來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積淀、交流、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制度文明的結晶，凝聚著亞洲地區人民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為世界文明提供了多種選擇，為世界文明發展史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人類文明因亞洲而更加絢爛多姿。面對人類命運的共同挑戰，作為亞洲文明內核的亞洲價值，無疑對人類如何發展的生存之道提供了新思想、新方向和新啟迪。亞洲價值必須與亞洲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具體處境相配套，必須與亞洲人民追求和平安寧、共同繁榮、開放融通的發展需要相呼應，這也是亞洲文明交流和互鑒的共同基礎，是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
作為亞洲文明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明悠久而彌新，守正而博大，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異、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道，體現了儒家關于文明溝通的原則。恕道的寬容，強調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承認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性，是化解沖突和矛盾的良好方式，為文明的互鑒對話創造了空間、條件和智慧。仁道強調關愛與克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僅僅局限于血緣關系，它可以推廣到整個人類社會，最終包含整個自然萬物。人不光自身有“欲立”“欲達”的愿景，也要尊重別人有“欲立”“欲達”的愿景，這是積極的文化程序和心靈表達，以主動的態度和行為去立人和達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恕道與仁道等文明智慧與思想資源，對于型塑中華文明的為人取向和兼蓄并包特質起到了重要作用。從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無不證明著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姹紫嫣紅的壯美盛景。
習近平主席高度概括和凝練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特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我們知道，文明是文化的歷史積淀, 而文化則是文明的外在表現，是人們在創造文明過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力量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傳承、凝聚、升華及永續發展。中華文明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升華，其蘊含的處世之道、價值導向、精神氣質、生存理念等，不僅是我們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神資源，是亞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培育當代民眾優良心性秩序、解決人類發展難題、謀求天下大同也有重要參考價值。比如，中華儒家關于仁、義、禮、智、信的“五常”理念，已深深鐫刻在中華大地的風土建筑、人倫日用、尋常巷陌之中。據杜維明先生研究，在明清兩代“五常”思想也傳播至包括越南在內的東亞社會。越南的陳、黎、阮三朝、韓國的李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時期皆是儒學大盛之時。儒家的核心價值、倫理規范在塑造東亞人的天下觀、人生觀、身心觀方面貢獻出了重要而獨特的思想智慧和人文價值。通過文明對話和互鑒，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不僅有利于中華民族、亞洲社會寶貴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及制度文明的形塑、豐富、傳播和弘揚，有利于消弭全球化進程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及發展赤字，也是對世界文明發展的借鑒和貢獻;不僅為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資源，也為建構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資源。
共同體是人類存在的社會條件，社會各種形式的共同體，構成社會的人存在的基本內容。邁向命運共同體，最重要的是直面共同體存在的問題，而共同體的重點在于公共性問題。公共性凸顯人的社會性。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可以理解為不同類型共同體變遷中公共性的培育、生成與發展。公共性是共同體發展的核心內容，也是衡量共同體發展程度最重要的尺度。近年來，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極端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分裂主義等思潮在全球彌漫，世界秩序規則規范面臨被顛覆、被解構、被蹂躪的困境和危機，全球范圍內公共性問題日益凸顯，涉及到經濟、政治、法律、科學、技術、治理、文化等各個方面多個領域，也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
當代社會的公共性問題，對中國來說，有內部的公共性和外部的公共性。所謂內部的公共性，主要指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公共性問題。我們國內各個區域、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所要處理的各種關系，都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公共性問題。面對內部公共性問題，習近平主席提出要“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其中包括：全面小康社會同心圓，即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擰成一股繩，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軍民團結同心圓，所謂“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政黨合作同心圓，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長，畫出的同心圓就越大;民族團結同心圓，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光榮傳統代代相傳，筑牢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的銅墻鐵壁;網上網下形成同心圓，讓網絡空間成為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民族復興同心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是全體中國人共同的夢想。這六個同心圓，體現家國一體，局部與整體協調，層層遞進，交往交流交融，匯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文化基礎和價值力量。
所謂外部的共同體，主要指與其他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這是各民族國家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如兩國或多國之間的合作關系，中國所參與的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倡議、“兩廊一圈”“歐亞經濟聯盟”等，都有形成某種意義共同體發展的愿景和主張。亞洲命運共同體，主要針對亞洲文明面臨的關鍵時期及其共同責任，進行治國理政方面的交流，開展各個文明之間的對話，探尋并引導亞洲文明發展的方向。從最終目的講，我們要建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大范圍的全球共同體，目的在于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就需要世界各國人民同心協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相互啟迪，群芳競艷。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張開懷抱，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
對共同體而言，最重要的是共謀發展。“面對重重挑戰和道道難關，我們必須攥緊發展這把鑰匙。唯有發展，才能消除沖突的根源。唯有發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唯有發展，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向往。”要使發展成為自覺的行動和實踐，就需要有一條條一道道連接的紐帶和橋梁。文明平臺搭建、文明氛圍塑造、關涉主體精神生活品質和理想追求的文化程序及文化價值的自覺成為關鍵所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應當遵循的共同發展觀，具有公共性的根本特征，可稱之為以人為本、公共主義的協調發展觀，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發展理念上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通過文明對話、交流與互鑒，摒棄傲慢和偏見，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諧共生;通過文明對話、交流與互鑒，用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成為文化自覺的文明人;通過文明、交流與互鑒，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壘，開放包容，兼收并蓄，保持文明發展的旺盛生命力;通過文明對話、交流與互鑒，順時應勢、與時偕行、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跨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這些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力量之源和文化之基。梁啟超先生曾言：“文化者，人類的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期望通過文明對話，同心合力，匯聚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之光，把人類帶向希望之鄉。